2015.06.04 更新

一、 個人都有各自的難處。
在書中，人們總認為在織造局擔任御用承包商的大賈沈一石，富可敵國，家財萬貫，殊不知實際上輸出的布料和賣得的錢大部分都要上繳到宮中，而平時還要花無數的銀兩、女人和奇珍異寶來賄賂各個官員，免得被暗中刁難。然而這樣的一番花錢消災仍然無益於他的自保，當「上下揮霍無度」時，官員們「便掠之於商」。他時刻都活在「狡兔死，良弓藏」的恐懼中。
又例如嘉靖，縱使貴為一國之君，但當國庫已虧空，抗倭寇又亟需物資支援時，他明知顏黨貪贓枉法，卻不得不用他們的人去收鹽稅湊錢，任由他們又大撈一筆，因為整個國家的錢幾乎都在嚴黨口袋中了，只有嚴黨才能夠從嚴黨手中拿出錢，「大明國庫的鑰匙一半多都捏在他們手裡了。朝廷要用錢，這扇門只有他們才能打開。」連皇帝都尚且如此了，更遑論一般的平民百姓。父母有父母的難處，師長有師長的難處，就連手足、朋友、同窗都有著各自的難處。下次欲責難他人時，不妨先停下想想對方的處境再做評斷。

二、 學者誤國
在人們還不全盤的了解事情時，便不要輕易地插手決策，否則得出的結果不僅不盡人意，甚至可能草菅人命、誤家誤國。
書中一開始在御前會議時，為了彌補國庫的虧空，內閣提出改稻田為桑田的政策。閣員們認為因為桑田所產的生絲價錢較稻穀高，所以百姓定會踴躍種桑。但擔任地方官的浙江巡撫胡宗憲則在一開始就明言，在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，這個政策無疑是將百姓推上死路。因為他深知改稻為桑的執行下，銳減的糧食供應一定是個無解。若是要從別的省分調糧過來支援，那也要別的省分肯，試問哪個已供需飽和的省分，會心甘情願地捐出糧食支援？在硬是推行此項政策後，結果果然窒礙難行。不管換了誰過來負責，不過也是加入了那已陷在泥沼的一群人，共同滯滯地在原地被詭譎的政治鬥爭漩渦緩慢吞咽著。
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現代。以原住民知青夏曼‧藍波安為例，他早年也曾在台北參與為原住民發聲的活動，但當他終於回到蘭嶼時，他才發現他根本就不懂他的族人的心情，他無法理解族人的思考模式，甚至當時他為族人發聲的觀點也不是那麼的符合他們的需求。唯有身處在同樣的高度下，才能清晰的察看到巨岩間的密密裂縫，才能察覺那隱沒在翠綠草叢間的枯黃落葉。站在山頂上瞭望，尺寸千里，攢蹙累積，莫得遯隱，似乎什麼都看到了，實際上卻什麼也不見。

三、 人生的三種態度
其一是淈其泥而揚其波，妥協於現實，甚至更進一步以此為榮的類型，如嚴氏父子、鄭泌昌、何茂財……等人。因為當時貪汙是大勢所趨，所以各個都貪，貪的理直氣壯，貪完後反過頭去怪那些不貪的人假清高，豈不悲哉！不廉則無所不取，不恥則無所不為，不廉不恥，天下豈能不亂，國家豈能不亡？然而在現今的生活中卻又充斥著這種人，因為他人販賣著次級品濫竽充數，所以認為自己也理所當然地可以成為其中一員，並且沾沾自喜。人而如此，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！

另一種則是貫徹自己的理想，雖千萬人吾往矣，能為原則犧牲一切的「道德孤獨者」，這種人的代表就是海瑞。為官時，他貫徹了他「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」的理念，不管當時官場上的各種潛規則，他只做對於人民有利的事。而同樣為著他的理念，他不惜以死勸諫，上了「直言天下第一書疏」，替大明朝敲響了振聾發聵的一聲聲警鐘！然由於他的不屑掩飾，他的耿直也成為一柄雙面刃，傷人傷己。這種人註定成為亂世中最絢爛的一顆星，從前的司馬遷是，今日的翁山蘇姬亦是。

然而多數的人，是屬於最後一種──折衷派。心中仍存有道德良知，但偶而也會妥協於現實，與光同塵。如裕王一派、胡宗憲、王用汲等等，平時潛藏在大勢的洪流中，餔醩啜釃，但當國有大難時，他們便會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！百年前的戚繼光、俞大猷為了抗倭，解救沿海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，毅然決然站上沙場拚殺；張太岳眼看大明國勢漸衰，國庫日益空，提出了一条鞭法；而現在於台灣綻放的朵朵太陽花則向著現實大聲咆哮：「我們不肯妥協，我們也不會妥協！」

《大明王朝1566》教我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，設身處地的為他人著想，己所不欲就真的莫施於人；它還告訴我除非自己身歷其境，真正體會到他人所需索求，否則提出再多的見解，也不過是學者誤國的空談；它最後語重心長地向我耳語，或許海瑞不是人人都能夠成為的，但人人胸懷中皆需浩然正氣長存，並在時窮之時，顯露那人性中的光明。唯有當眾人齊心聚集起塞乎蒼冥間的善，瀰漫在四周的渾沌之霧才能被破去，才能顯露出通往明天的康莊大道！